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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喜怒哀乐，代表人的各种心态和情绪。受到触动，却没有考虑以何种程度的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是人依赖自觉和天性的，有了考虑，强化或弱化了情绪的表达，就不符合对“中”的要求了。如果表达出来，却符合人之天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自然而然，就是“发而皆中节，可以谓之和”了，“和”就是上面那句话的终极目的。

圣人以为中是人之根本，和是万事皆备的必要。 古人喜欢讲天性，天命，天人合一，又将这种追求称之为修道，不仅著书立说，还言传身教。概括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但本性既是天道，又怎么能够教化，古人不信邪，我却颇不以为然。 不然，怎么几千年过去了，人却变得越来越渣。 率性而为，遵循天道，做事不偏不倚，不窝藏私心，亲历亲为，循其固有之本性，做到最好，体用如一，这就是祖宗们所说的中庸了。 只有不循其本性，才开始自私自利，才忘记初衷，患得患失，无体无用，终失其所。

子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孔圣人的时代就知道了，凡人做事要么是聪明过头，要么是愚不可及。 几千年来，竟未有改观。 他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诚不我欺，小人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君子却并没有“而时中”。 国人性冷僻，见不得人好，见人行小恶而恐其不宣，见人行大善又妄自揣度其衷。天天盯着别人的好坏，自己做事却无所不用其极，莫说中庸，恐怕做事从来也不会考虑是否得当。

苏黄门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就是六祖所谓不思善恶之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六度万行是也。』 人的天性未必是不思善恶，却终将因为善恶忘记天性，对很多人来说六度万行不是目的，而是成功的必要手段。至此，所有圣人的训示都不起作用了，因为没人去遵从它，道之不行久已。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仲尼想不到的是，几千年后的今天，不但国家不可均也，众人见爵禄必群起而撕逼，见白刃，则脚踏他人尸首而越，中庸不但不可能也，天性也变得凉薄起来。

清代有科举功名的人大约110万，其中只有2.7万人能谋得一官半职，有了功名就有了可以出仕的机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有机会被朝廷录用，除了这些一心求仕的，还有那些前朝遗老，文字狱被迫害者的后代，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吕留良的后人直到乾隆元年才得以脱奴籍开户，数代为奴者屡见不鲜。
士农工商构成了清代的四个基本阶级，在他们之上是所谓的官僚统治阶级，在他们之下是被倾轧贬黜或不入流的贱民。
这样清代从官方的官僚到民间的各个层级就形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省道府县由官僚体系运作，而县以下的乡村并没有实际的官僚被任命而是由地方以乡绅为代表的精英势力结合保甲制度维持运转。可以说清代地方政治是乡绅为代表的精英统治为基本单位的二元结构。
在官僚体系中满汉官员的数量通常是均衡的，除去理藩院等处理少数民族事物的部门，其他诸如军机处 内阁 六部等中枢机构大都维持了较为平衡的用人策略，这也就预示着通过科举取仕可以让绝大多数人有一个均等的提高身世地位的机会，我们熟知的八旗子弟就如魏晋南北朝的士族一样只做些闲职或仅仅承袭爵位。
让这些开国者的后人继承某些特权同时又不让他们干扰世俗事务的运作实在是集权国家维持一个均衡社会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