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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章句下·第二十八节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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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可以记之：
有人两横逆于君子，君子反躬自省，己有无不仁无礼，己无不忠，如其横逆如是，则其人为妄人禽兽哉。
君子遇妄人而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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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奈何？如舜而已。即便有一朝之患，亦无所为虑矣。
舜大智且孝母友弟，兼有容人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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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传
哀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获麟，故大其适也。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
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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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不适时，获麟不合规律，孔子则生大道衰之感。

杜预曰：“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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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为感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

公羊传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称西言狩，尊卑未分，据无王名。
解云：谓有圣帝明王，然后乃来，则知不应华夏无矣。然则以其非中国之常物，故曰非中国之兽，不谓中国不合有，若似昭二十五年“有鹳鹆来巢”之下，传云“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禽也”之类是也。若然，皆非中国之物，鹳鹆言有来，而麟不言有来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国，非今始有，非今始来之义，是以《穀梁传》云“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国也”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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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谷梁解。
解云：若今未大平而麟至者，非直为圣汉将兴之瑞，亦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经说》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贱者获麟，兼为庶人作法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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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以贱者获麟，拟孔丘自谦之意。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见时无圣帝明王，怪为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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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言孔子感盛衰之道，审治乱之世。

解云：即《孔丛》云“叔孙氏之车子曰鉏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麏肉角，岂天下之妖乎？’
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往。谓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视之曰：‘今宗周将灭，无主，孰为来哉！兹日麟出而死，吾
道穷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由？麟兮麟兮我心忧’”是也。然则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丛》合之此传，则乡云薪采者
，还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为汉获之者，微辞也。故《春秋说》云“不言姓名为虚主”，宋氏云“刘帝未至，故云虚主。若
书姓名，时王恶之”，是其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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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过于附会

解云：《春秋说》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轩辕大角之兽”。然则麟为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说》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为火候”。既
为火候，是木之子，谓之木精亦何伤？旧云木生火，火生土，麟为土畜，亦受气于祖，性合人仁，故为木精也。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
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虽生火，火复烧木，即汉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灭之，故曰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为薪采者所执，其若不然，麟为异
物，体形不小，薪采只夫，宁能轻获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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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上一说之意，为董仲舒之流所强解。

今日读玄怪录柳归舜篇，僧孺假凤花台口，扬汉魏诗风，抑南朝薛道衡、江总，称其非不靡丽，殊少骨气。
遂翻出其名句：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又有：
空庭聊步月，闲坐独临风。
其句有清奇之象。
思僧孺之言也未必不是。其诗句自有其靡丽铺叙之处。自古有言人如其文，但实则并不能二者并论。古时为官宦者，若无祖上积功，则必先取功名。有才学方能仕进，才学之道不过怡情，有才学也未必能经天纬地，济世救国。薛道衡在隋文帝时，不仅才高当世，其人对天下大势也有见地，高颖对其评价：【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就是说本来以为他就是个文人罢了，没想到也对时局颇有先见之明。杨素一向傲慢无礼，朝臣之内，看得上眼的同僚也只有高颎、牛弘和薛道衡。然而文士尽管才名清显，若性格狷介，看人如阮籍自带青白眼，自然有政治上的风险。

隋文帝在位时，曾奉劝薛道衡诫之以迂诞，就是告诉他不要太迂腐不知进退。文帝在时他的仕途基本顺利，【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相与交，高颎、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竞一时。】但开皇年间，他还是遭受流放，当时的晋王杨广（隋炀帝）【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王府，用汉王谅之计，遂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后数岁，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按照现在的人情世故看，虽然薛道衡看不惯杨广，但是以杨广在历史上的恶名，居然仍爱其才，不以为忤，犹颇见礼，当政后仍授予薛道衡内史侍郎，仪同三司，不能不说也算是礼贤下士了。

杨广即位后，对道衡本想以秘书监待之。薛道衡到京后，上【高祖文皇帝颂】，不想杨广小心眼之至，对苏威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意为讽刺当时的周幽王只知宴饮不知国事，不如其先祖武王。于是改拜其为司隶大夫。薛道衡仍然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甚至司隶刺史房彦谦劝其【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薛道衡仍然执迷不悟，直至最后薛道衡因为朝议新令，惹怒了杨广，被下令执法者勘之。到了这个时候，薛道衡仍然认为自己并无大过，让宪司早点断案，以为杨广迟早会赦免他，甚至让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最后杨广派人来让他自尽，他仍没能回过神来，宪司只好【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初看薛道衡之死只能算是他识人不明、恃才傲物。然而自古能仕者，必有上进之心，隋炀帝即位后，也是薛道衡自己上书请求从番州刺史回到朝廷。所以薛道衡自认为是几朝元老，身为一代文宗，位望清显，与之结交皆为海内明贤，甚至同权倾朝野的杨素也素来交好，又无大过，自能善始善终。却没料到杨广的一直记着之前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到底随便找了个借口把他办了，虽天下冤之，以杨广的恶名，天下人又能拿他怎么样。

薛道衡未能善终这件事，还有个人值得一提，就是裴蕴。隋书中说裴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这种人无论哪个时代都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不但能上伺圣意，还能歪曲法礼以顺情，也就是好坏死生全看他的红口白牙。而逻辑清晰，善为机辩，杨广的心思他自然知道，于是他报告杨广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自然正中杨广下怀。

所以薛道衡虽一代文宗，然委身仕途，又不能避其凶险，又不能结朋党自保，遇明君尚可善终怀老。若遇奸佞，则必遭其侮。七十岁仍欲仕进为官，其不智甚矣，连累妻子流放新疆，其后人生死未卜，岂不可惜可叹。

清水20161006

唐代确立了儒释道三教的概念。这与魏晋中原文化同其他各族文化融合产生的结果有关，实际上唐代不仅确立了儒释道在正统文化中的地位，还接纳了摩尼教、祆教等被称之为三夷教的异族宗教。而宋朝最初的太祖、太宗和真宗皇帝对待三教的态度也是无偏倚的。虽然中国的皇帝大多喜欢本土的道教，整日琢磨如何修炼内丹甚至大举飞升，但是并没有因此限制其他宗教的发展。

有趣的是佛教作为宗教进入中国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而儒家被汉朝确立大一统地位则是在东汉，确定是晚于佛教作为宗教的身份的。当时，从教义上，也没有儒教十三经的概念，最初儒家经典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种，又称之为五经。还有一部孝经，一直作为儒家弟子入门学习的读物。甚至到魏晋六朝的时候三教也都是各自发展，彼此并无大小强弱之分。儒教对国家产生莫大影响力则是在进入宋代以后，当时从传统儒学（汉至唐的古文经学），衍生出新学（需要结合王安石变法来看）、道学、理学、心学等。宋代是儒学发展的鼎盛阶段，特别是进入南宋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产生。直至明代理学成为正统的儒家代表学说。

宋代对于儒家经典已经扩充到以《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参考的九经，也就是从九经出发来规范士大夫的精神和行为准则。

南宋朱熹创立的理学被地方的士大夫们接受后，强化了三纲领八条目的重要性。三纲八目讲求的是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就是追求内在的自我的发展，外王则是要求自我的发展最终要为外部世界所用。即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儒家经典【大学】里，指出了三纲领的内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可以作为想达到三纲领的实施方法来看，八条目的解释非常多，就我个人看来，我更倾向于把它如下理解：格物、致知可以获得学识从而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项目标的知识，而诚意、正心则可以保障正确的、不偏斜的按照目标来发展自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则是从个人责任到实现自我诉求的一种递进关系。
历代帝王和统治者正是通过三纲八目将力求仕进，做有为之人的年轻士子们，逐步从个人的自我要求向为国为天下的方向引导。这种伎俩从开始便一直影响着年轻士子模糊的治学观念和理想诉求。

现代社会渐渐淡漠的族群关系在宋明之际还十分牢固，三纲八目不仅确立了为人立学之初的目标，还要让人知道为了达到为国为天下的终极目标前，还须明了修身、齐家这样的概念，而齐家则是为巩固族群关系的关键。其实不论何种宗教学说，必然要通过对个人的自我要求规范，来实现最终蛊惑拉拢一群人的目的。所以儒家对三纲领八条目的解释众说纷纭，其中比较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对三纲领的解释上。

明明德是要求自己要理解什么是光明的德行，止于至善是做事精益求精，直到将事情做到完善完美恰到好处的地步，并保持这种状态不变。在止于至善就是保持一种中立的状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所谓中庸也。

这两条纲领没有太多问题，有问题的是亲民这条纲领，程朱认为亲民为新民之误，因此程朱理学是从新民的角度去解释这条纲领的，即要求人做自新之民，能够自新才能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而明代王守仁代表的心学则坚持亲民的说法。传习录中有对亲民一说的深入探讨：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从王阳明的阐述来看，朱熹与他观念的区别在于，朱熹将亲民一条作为人对内对己的一种诉求，要求人能自新，有改造优化自身之意。而王阳明则将亲民理解为，以上位者亲敬百姓人民，修己以达到亲民之目的。如此可见虽然两种解释都要求对自我进行改变，但目的不同，境界也不同，显然王阳明之说更贴近儒家传统的认知。

三纲八目是所谓儒家经典的概括，类似近些年很多人流行背诵佛教之心经一样，我们可以通过简短的概念阐述了解到儒家经典文化的要义，当然这种要义经过不同时代和人文观念的洗礼，已经支离破碎，很难做出统一全面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人应该通过对内而外来要求自己，借用评价王文成公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

清水 20161005

记得初高中历史课本上并没有记载庆历改革这件事，或许是我年久记不清了也说不定。
但是又逢十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六十七周年，我倒忽然想起庆历改革这件事来。
庆历改革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
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到庆历五年（1045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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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初中我们就背过这段文字。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正值庆历改革失败后的第二年。范仲淹写出了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他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情况和心情写下这些话的呢？

宋仁宗在位后期，正值北宋建朝八十余年，政治弊端和社会危机严重，官僚机构庞杂、冗兵、冗费、财力不足。兼且面临辽和西夏的外部威胁以及农民起义和各种兵变，说是内外交困也不为过。

范仲淹走上庆历改革的道路是从庆历三年八月开始的，范仲淹虽是文臣，但在庆历改革之前有过领兵作战的经历，这与宋初奉行的重文轻武有关，文官在当时的职权是很大的。五个月之前，吕夷简刚被罢为司徒，兼修国史，与议军国大事，也就是名义上的退休顾问了。而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富弼以枢密副使上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当时的副宰相，同枢密使、枢密副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共为宰执。
此后一系列改革在宋史中的记载如下：
【庆历三年冬十月丙午，诏中书、枢密同选诸路转运使。丁未，诏县令佐能根括编户隐伪以增赋入者，量其数赏之。壬戌，诏二府颁新定磨勘式。
庆历三年十一月丁亥，更荫补法。壬辰，限职田。
庆历四年正月辛卯，太常礼仪院上新修《礼书》及《庆历祀仪》。
三月乙亥，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语在《选举志》。
庆历五年正月乙酉，范仲淹、富弼罢。丙戌，杜衍罢，以贾昌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王贻永为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吴育、
庞籍并为枢密副使。
庆历五年二月辛卯，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
上面一系列措施涉及到了废除磨勘制度来严明官吏黜陟，限制官吏恩荫继承，将进士科的诗书考察改为对经义理解的考核，重新厘定和分配官员职田。
这些措施的一部分在改革失败后即遭撤销，但也有一部分，例如科举改革对此后的王安石变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参与这次改革的人有范仲淹、富弼、韩琦，以及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人。
明宪宗时，邹智对仁宗执政时的这些人评价如下：【昔宋仁宗知夏竦怀诈则黜之，知吕夷简能改过则容之；知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则不次擢之。】由此可见后人对庆历改革派的评价是很高的。

这批人中大部分都出生于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但却饱含对政治的改革动力，但政治上的不成熟也是其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外，在范仲淹上呈给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半数以上触动了保守派贵族的利益，这些激进的措施虽有仁宗支持，但是由于缺乏系统内部的支持，很快就宣告失败了。

同后来影响极大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庆历改革的时间太短，过早的被既得利益的官僚贵族所扼杀。但是其历史意义重大，可以说是开启魏晋六朝及唐以来，祛除陈腐政治的先河。

虽然事隔近千古，但庆历改革对今天的中国未尝没有借鉴之处，无论政治、教育、文化、官员的选拔与升降还是中央政令的施行，这两个时期都有太多相似之处。然而宋仁宗一时之慨，有范文正公、王文公之辈为之驱策，而今虽风物大盛，却几无可用之人和识人之见，岂不可叹。
庆历改革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虽然结局并不理想，但是的确为宋朝之后的士大夫建立了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典范，甚至影响到明清直至近代的学人们。几百年后，日本德川家族的德川光国，受明遗民朱舜水的影响，将自己的庭院取名为后乐园。典自然出自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思。

西晋石崇与绿珠的故事，常被当作权贵宠爱丫鬟，丫鬟又以忠义报主来看待。
绿珠据说姓梁，白州双角山人。传说群盗劫持绿珠母女，为石崇所救。也有说绿珠是被石崇用珍珠换回的。
世传绿珠人美善舞能歌。
石崇（字季伦，小名齐奴）是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虽有诗名，然传言更甚者是其劫掠商贾、豪侈斗富以及谄事权贵之行。
我们读史难免总是受史家正义之笔的影响，喜好将历史人物分为三六九等，奸佞者必奢侈、淫乱、颠倒、不忠不义。

石崇其人虽以同权贵斗富而闻名，然而我们也可从一些前人对他的评价，和魏晋时的文化思潮来对他进行多个角度的分析。

石崇的父亲是西晋开国元勋，去世前并没有将财产分给石崇，只是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倒是知子莫若父。石崇与王恺、羊琇之流在炫富方面，史料仅仅记载其端行。并未究其原因。试想以金谷二十四友之名，断无与皇亲国戚等俗辈争胜之必要。

晋书记载石崇，说他少敏慧，勇而有谋。年二十即有能名。其父因辅助晋武帝司马炎登上皇位，兼以崇为功臣之子，因此器重石崇也是情理之中。石崇不仅聪明有才气，而且任侠无行检，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风流才子兼京城恶少的结合体了。他的财富积累据说是因为劫掠远来的使者和客商，致富不赀。其任性之处不光是打家劫舍。他被征为大司农之职后，征书未到，他就跑掉了，免去他的官后，隔不久皇帝就又拜他为太仆，升为征虏将军，持 皇帝的信物，监视徐州的军队。可见皇帝对其专宠的态度。
石崇和徐州刺史高诞在酒席上吵闹起来，先被免官，后来又被拜为卫尉，这也是石崇被称为石卫尉名称的由来。 他谄事权贵的名声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贾谧是当时的皇后贾南风的外甥，传说当时的美男子潘岳（又称潘安）与石崇皆对贾谧攀附。石崇被传的最多的就是，贾谧外出，与石崇相遇，崇必降车路左，甚至在贾谧车行后，望尘而拜。这个望尘而拜之举是最不被史家所看好的，自然石崇的小人行径也被记载下来。

尽管财富与官位兼具，石崇却未必是大家想象的无法无天，恶事做尽。

其德行可从一小事见出，刘舆兄弟被与石崇斗富的皇亲王恺所嫉妒，一次王恺借饮酒之机留宿他们，意图坑杀二人，石崇知道后，连夜奔赴王恺府上，逼问二刘所在，王恺来不及藏起来二刘，被石崇从后斋中找到并带走，并告诫二刘，年纪轻轻的不要轻易留宿人家。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石崇的任侠之举。

关于金谷园的传说很多，晋书记载金谷园为石崇在河阳金谷有一别馆，一名梓泽，平时和金谷二十四友帐饮于此。而绿珠是他所宠爱之人，因此为绿珠在金谷园建造了崇绮楼。

石崇的财富积累到让身为皇室宗亲的王恺忄兄然若失的地步。但是从中也能看出石崇做事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为了让客人到来的时候能及时吃上难煮熟的豆粥，将豆子提前蒸熟。为了冬天能吃到韭萍齑，就将韭萍齑和麦苗混合，可以放到冬天。
提到他的抱负和人生态度，晋书中也有一段评议，石崇和王敦到太学见到颜回和原宪的塑像，石崇感慨万千，王敦夸赞石崇的行径和子贡相去较近，然而石崇并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夸赞，他说士人应该身份与名望备具，而不应该过以破瓮当窗的日子。这种观念在当时也许过于鄙薄，但在今天与世人的观点非常近似了。我虽不赞成这种名利具备的观点，但也许石崇认为获得超脱的人生境界与获取名利并不冲突吧。

永康元年，皇后贾南风被叛乱的赵王司马伦所杀。贾谧被赵王伦杀掉后，石崇本该敛气息声，但奈何被小人孙秀盯上，孙秀过去拿石崇没办法，现在赵王伦得势，就直接派人向石崇索要绿珠。但石崇虽有家奴八百，唯爱绿珠一人，在尽出数十个携香披罗的美女后，孙秀派来的人仍不满意，言道：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 石崇仍不答应，孙秀因此大怒。乃使计图石崇。石崇当时在崇绮楼摆宴，等到孙秀派来的兵士到了崇绮楼下时，石崇估计当时万念俱灰，竟谓绿珠：我今为尔得罪。这也是我最不佩服石崇之处，仗义之处前面已有，何必在最后关头露出埋怨的话。让妇人生出愧疚之心。绿珠按今天的话来说，还是要脸面的，哭诉说道：当效死于官前。从崇绮楼上跳下身亡。

后人多从绿珠报恩保节的行为出发，而刻意不提石崇的言行。杜牧在【金谷园】诗句中写道：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尤似坠楼人。古往今来的诗人自然被烈女义婢的行径感动，宋乐史中也记载：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其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

然而对于石崇来说，绿珠之死生，和他的行径虽然有关，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孙秀有杀他的念头不假，但未必非要以绿珠为借口而杀他，无非是看他规不规矩而已。魏晋清议清谈之风催生了很多为了风骨和气节而不顾生死之人，例如孔融，嵇康之辈。石崇虽然人品未必全佳，但数件小事也可看出其为人并非单纯追名逐利不顾身后事之人，因此绿珠之死，对石崇来说，除了喜爱恋慕之外，也许还有一丝作为名士风流的自赏，不肯轻易向孙秀之流低头之意。

晋惠帝复位后，以九卿之礼安葬石崇。封其从孙为乐陵公。
房玄龄说石崇，学乃多闻，情乖寡悔。概括的很是。但是在当时魏晋名教大盛，崇尚清议，人人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石崇的任意妄为，诗情才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为红颜不惜撕破权贵脸皮的姿态，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也不为后世孔教所容。但也许正是这种姿态，才让他在历史的典籍中有那么一丝鲜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