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四十载将过，但觉春秋一梦。来校七年，一无所成，既无缘由怨人，亦无责己之必要。近日促读晋书、世说新语诸书，历史不过如水波纹，一圈一圈荡漾开来，有些破碎了，有些渐渐湮没。鲁迅说：“年轻时读思旧赋，很怪它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他如何懂得我不清楚，但向子期之为人，到现在也不乏后辈效之。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对汉魏六朝的文化艺术极尽褒扬，他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不但如此，他又列举了那个时代的一些诗人、书法家、画家以及一些艺术造像,同时引用了世说新语中众多名士的言行予以佐证。以此映衬魏晋艺术诞生背景的奇特之处。他既懂得一千多年前名士在乱局下的不易，当知今日虽有蒿目而忧世之患，却无自由垦拓之精神了。
的确，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民生凋敝，其时人物风骨亦令后人深为叹服，更遑论当时政治家的奇谲、名士的风流、艺术家的哲思和言语的特异。但其时的精神自由也仅仅因为儒家文化并没有形成政治及制度上的绝对话语权。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操的尚通脱，以及后来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尚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都是汉末晋初自然主义思想对当时社会渐渐成形的名教思想的一种抵触和不满。
从经济和政治来看，秦汉以后，中原、江南久遭兵燹，直至隋唐始减轻割据和外族入侵的局面。这种皇权的积弱也造成了文化上的各异性。村上春树说最好的艺术必然诞生于奴隶制社会。而魏晋士族与平民的差距正体现着这种经济、政治话语权和文化传承上的不均衡，事实上，魏晋时期的艺术家也的确大多是世家贵游子弟，或官宦家族的继承者。顾恺之就做过桓温及殷仲堪的参军，在安帝义熙初任散骑常侍，他的祖父、父亲也都是仕宦出身。魏晋名士的那些奇闻异事大多和当时的世家大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当时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各时期的一流人物均包含这些世家的后代子弟。简而言之，世家子弟具有文化上血统纯正的继承性，同时具有平民阶层不具有的社交圈和话语权，他们产生的信息会被周围人无限放大传播，乃至被后人神化。甚至皇权和强权政治也不能轻易剥夺他们的话语权。世说新语中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嵇中散向来好老庄，本不惧死，临死了提到广陵散——虽然广陵散不是嵇康所做，凭借他的风流蕴藉，也足以诱惑三千太学生心向往之了。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国之君要杀灭一人，尤其是因为他的言论和清高所致，居然还有三千人不畏惧他的谮敌钟会，不畏惧高高在上的君主，我倒觉得这三千个普通的太学生才是让人佩服的。嵇中散被诛后，向子期的投诚也就理所当然了。
清谈是魏晋名士的一大雅好。在当时，无论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财富、学问如何，如果品行不入流，必然会被当作与人比较的标靶。世说新语中有大段的篇幅记录着时人对名士的评议和比较。其中关于华歆的就有三段：
1）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2）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3）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子非吾友也。”
前两段没什么出奇，王朗学问虽好，但就是个草包，为孙策所败，不以为耻居然还投诚了。所以注定要被人拿来和华歆比较。
第三段管宁与华歆割席绝交却不一样，我在网上见过有人评论管宁，说他不够宽容，不能有容人之量。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没读过书，要么是被做领导的胸怀宽广论给洗脑了。管宁鄙华歆非因其为片金、轩冕所惑，其道不同而已，道不同仍勉为同侪，乃尔彼此扰乱罢了。
方今之世，似与魏晋决然有别，实则如波纹之湮灭，起承转合间，俗世腻物悄然不见。古今映照下，唯有晋人风骨犹存。
清水古尸 20170620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