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确立了儒释道三教的概念。这与魏晋中原文化同其他各族文化融合产生的结果有关，实际上唐代不仅确立了儒释道在正统文化中的地位，还接纳了摩尼教、祆教等被称之为三夷教的异族宗教。而宋朝最初的太祖、太宗和真宗皇帝对待三教的态度也是无偏倚的。虽然中国的皇帝大多喜欢本土的道教，整日琢磨如何修炼内丹甚至大举飞升，但是并没有因此限制其他宗教的发展。
有趣的是佛教作为宗教进入中国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而儒家被汉朝确立大一统地位则是在东汉，确定是晚于佛教作为宗教的身份的。当时，从教义上，也没有儒教十三经的概念，最初儒家经典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种，又称之为五经。还有一部孝经，一直作为儒家弟子入门学习的读物。甚至到魏晋六朝的时候三教也都是各自发展，彼此并无大小强弱之分。儒教对国家产生莫大影响力则是在进入宋代以后，当时从传统儒学（汉至唐的古文经学），衍生出新学（需要结合王安石变法来看）、道学、理学、心学等。宋代是儒学发展的鼎盛阶段，特别是进入南宋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产生。直至明代理学成为正统的儒家代表学说。
宋代对于儒家经典已经扩充到以《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参考的九经，也就是从九经出发来规范士大夫的精神和行为准则。
南宋朱熹创立的理学被地方的士大夫们接受后，强化了三纲领八条目的重要性。三纲八目讲求的是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就是追求内在的自我的发展，外王则是要求自我的发展最终要为外部世界所用。即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儒家经典【大学】里，指出了三纲领的内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可以作为想达到三纲领的实施方法来看，八条目的解释非常多，就我个人看来，我更倾向于把它如下理解：格物、致知可以获得学识从而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项目标的知识，而诚意、正心则可以保障正确的、不偏斜的按照目标来发展自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则是从个人责任到实现自我诉求的一种递进关系。
历代帝王和统治者正是通过三纲八目将力求仕进，做有为之人的年轻士子们，逐步从个人的自我要求向为国为天下的方向引导。这种伎俩从开始便一直影响着年轻士子模糊的治学观念和理想诉求。
现代社会渐渐淡漠的族群关系在宋明之际还十分牢固，三纲八目不仅确立了为人立学之初的目标，还要让人知道为了达到为国为天下的终极目标前，还须明了修身、齐家这样的概念，而齐家则是为巩固族群关系的关键。其实不论何种宗教学说，必然要通过对个人的自我要求规范，来实现最终蛊惑拉拢一群人的目的。所以儒家对三纲领八条目的解释众说纷纭，其中比较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对三纲领的解释上。
明明德是要求自己要理解什么是光明的德行，止于至善是做事精益求精，直到将事情做到完善完美恰到好处的地步，并保持这种状态不变。在止于至善就是保持一种中立的状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所谓中庸也。
这两条纲领没有太多问题，有问题的是亲民这条纲领，程朱认为亲民为新民之误，因此程朱理学是从新民的角度去解释这条纲领的，即要求人做自新之民，能够自新才能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而明代王守仁代表的心学则坚持亲民的说法。传习录中有对亲民一说的深入探讨：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从王阳明的阐述来看，朱熹与他观念的区别在于，朱熹将亲民一条作为人对内对己的一种诉求，要求人能自新，有改造优化自身之意。而王阳明则将亲民理解为，以上位者亲敬百姓人民，修己以达到亲民之目的。如此可见虽然两种解释都要求对自我进行改变，但目的不同，境界也不同，显然王阳明之说更贴近儒家传统的认知。
三纲八目是所谓儒家经典的概括，类似近些年很多人流行背诵佛教之心经一样，我们可以通过简短的概念阐述了解到儒家经典文化的要义，当然这种要义经过不同时代和人文观念的洗礼，已经支离破碎，很难做出统一全面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人应该通过对内而外来要求自己，借用评价王文成公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
清水 20161005